导读

壹 || 一些民营小贷受到“15.4”的影响或许更大。贰 || 这背后困扰着小贷公司的其实是一个身份的问题。融资杠杆受限则是另一个限制小贷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叁 ||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科技赋能开始被更多小贷公司认识到其重要性，在为客户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加快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把经营成本压下来。

如何生存？这可能是全国8000余家小贷公司当中，很多都在面临的苦恼问题。

9月24日下午2:30--5:00，湖南省银保监局的一间会议室里，国家银保监会召开的“六类机构”监管工作视频会议正在进行。各省银保监局、省金融监管局、政策性银行和国有银行以及六类机构的协会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湖南小贷协会会长周罗千也身在其中。

“监管机构比以前重视和支持小贷等六类机构的工作，虽然目前形势严峻，只要坚持依法合规和创新发展，我对小贷行业的发展前景仍持乐观态度。”这是周罗千在视频会议后最大的感受。

长期以来，身份不明确，融资杠杆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小贷行业发展。8月20日，最高法院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设定为15.4%，相较于过去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这在小贷行业中引起轩然大波。小贷公司是否属于上述司法保护上限的规定？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与不明确之处。不少小贷人士认为，最高法的新红线可能会让小贷公司的利润空间收窄，信贷资金更趋紧张，民间借贷市场有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据记者了解，有些小贷已经停止了部分转贷业务、高风险业务的开展。与此同时，各方均在试图为行业谋划出路。

9月16日，《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86号，以下简称“86号文”）下发。上述9月24日会议的话题，专门围绕担保、小贷、典当、融资租赁等行业展开。视频会议上就86号文出台的背景、起草、小贷行业发展和监管现状进行了介绍。

会议上，监管也意识到小额贷款行业存在立法进度相对滞后、违规民间借贷对行业的外部干扰较大、经营压力有增无减等问题，并表示下一步将弥补制度短板、提供监管依据、争取正向激励、为行业谋出路。

另一方面，不少小贷公司开始在积极寻找出路，例如有些民营小贷会和保险公司、银行合作，帮银行引流，与保险公司分比例兜底做助贷业务，想办法解决资金端的问题，也有更多的小贷公司考虑科技赋能，以降低运营成本。

一位接近监管的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9月中旬，部分监管部门代表开会，拟就利率新规作更进一步的详细解释，用列举法来明确金融机构和地方监管部门设立的小贷、典当等是否适用民间借贷。

“15.4”的无形压力

周罗千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上市公司步步高（.SZ）旗下控股子公司步步高小贷的董事长。步步高是一家大型连锁商超，据周罗千介绍，步步高的部分供应商存在流动资金紧张情况，所以成立了步步高小贷，为有需求的供应链客户解决资金紧张的难处。

周罗千曾经在国有银行担任金融高管十几年，其充分利用集团总部供应链客户群体优势和2000多万的会员客户，并结合自身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让步步高小贷得到稳健经营，快速发展。开业六年来，公司注册资本3亿，扣除历年小部分分红，目前净资产4.5亿，贷款余额约9亿。成为湖南省小贷行业信贷资产规模最大，缴税最多、盈利能力强、不良率极低的小贷公司。

据其介绍，以前步步高小贷按基准利率4.35%获得过银行贷款1.5亿，这两年小贷行业受到银行“歧视”，加上市场利率走低的大势，步步高小贷融资也受到了影响，融资成本提高了，目前是LPR利率3.85%上浮到5.5%。

作为一名经营者，他感受到来自“15.4%”的压力。步步高针对供应链客户的利率是根据品类属性类确定的，大部分商品的贷款都控制在年利率15%以下，但酒类的利率会超过15%。

“酒的利润很高，相对风险较大，贷款利率就高一些。”周罗千给记者举例：假设某个酒类客户有100万的货物在步步高仓储或商场货架，步步高小贷按七折发放贷款70万元，其实客户的采购成本很可能低于70万元，如果这个品牌由于经营不好退场，那这70万贷款就会出现风险，所以利率设定会高一点。步步高在各个地市均有租赁物业，尤其是涉及房地产背景的百货大楼的出租方，利率比上货架的供应链客户也会高些。尽管步步高小贷历年来综合平均年利率都在15%以下，表面上无影响，但在“15.4%”的新规下，风险偏高的高贷款利率要降低才合规，会导致综合年利率水平可能降到13%左右，会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出现信贷风险。

事实上，在湖南，更多的不是像步步高小贷这样的公司。2008年，《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下发，掀开了全国小贷公司设立的序幕，湖南在2009年开始小贷公司试点。

据经济观察报了解，最开始发起设立小贷公司的人并不熟悉金融，他们大都抱着23号文里头的一句话“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改造为村镇银行”的目的去设立。后来原银监又发文称“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必须得银行作为主发起人才能转型”，这样可能就把当初设立小贷公司就是为了可以转型村镇银行的人的“美梦”给敲碎了，最后一部分公司逐渐退出了小贷行业。

截至今年3月底，湖南小贷公司总共有211家，注册资本金是195.1亿元。根据湖南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官网显示，近五年来，湖南小贷公司新增数量寥寥，而且相比去年，今年有7家公司退出行业。

记者获得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机构8852家。2019年和2018年，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机构分别为9074家和8133家。这些小贷公司中，既包括国有背景的公司，也有民营小贷。

一些民营小贷受到“15.4”的影响或许更大。佳兴小贷是一家房地产企业佳兴集团发起的民营小贷公司，其金融运营中心总经理刘志梁告诉记者，现在按照15.4来执行，很多业务都做不了了。之后有一次，有一个客户想拿位于浏阳的某一间500万的门店作抵押，贷款200百万，但刘志梁转念一想，浏阳在长沙较为偏僻的地方，而且门店流动性也不太好，想想还是不做了。就这样，流动性不太好的抵押不碰了，偏远一点的门店也不敢抵押了，其他高风险都不敢做，只能做低风险业务。

据刘志梁介绍，佳兴小贷主要做房产抵押贷业务，有不动产作抵押，放款年化利率根据风险系数来决定的，变现能力不一样，风险也不一样。例如一些不好变现的门店或者写字楼，年化利率18%，住宅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年化利率就会低一些，可能就14.4%，又例如市中心或者很偏远的门店，位置不一样，贷款定价也不一样；还有借款额度也会有差异，例如抵押一间1000万的门店，但只要借200万块钱，那风险系数就很低，利率也不会太高。

过去，除了房抵贷业务之外，他们还会做一些过桥业务，这种业务属于短期拆借，基本是按天计息，没有抵押物，对于小贷公司而言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利率一般也会比较高，不妨来为过桥转贷算笔账，按照年化36%来计算，每天的利息是千分之零点九八，即贷款100万每天要还9万8；如果按照现在15.4%来执行，利率降低了一倍多，100万只需要每天还4万多利息，违约成本就大大提升了。“我感觉小贷这个行业环境越来越堪忧，行业受到‘歧视’，打官司的时候，法律不支持超过15.4%的借贷利率，做业务就有风险，就不会去做高风险业务。”刘志梁感慨道。

小贷公司的“苦恼”

时间回溯到十二年前，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国家倡导广州民营企业要抱团取暖，时任广州越秀区民营企业商会副会长的马聪“临危受命”组建设立一家小贷公司，当时广东小贷试点工作刚刚启动，给了小贷公司更多政策上的支持。马聪所执掌的广州衡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越秀海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是广州市第一批试点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在过去十一年的发展历程中，马聪见证了广州小贷从高速发展到进入平稳发展期再到提质增效的整个过程。

2009年的时候，广州只有两家小贷公司，到了2012年-2014年，大批量的小贷公司设立，广州的传统小贷公司扩展到了数十家。2015年-2017年，那应该是互联网小贷发展最为蓬勃的几年，有像拉卡拉、TCL、万达这样的巨头在广州申请设立互联网小贷公司，但在2017年底因网络借贷暴露出的一些风险问题而被叫停。目前，广州市有112家小贷公司，注册资本291亿元，其中有41家是互联网小贷，注册资本金超过了160亿。“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和经济周期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小微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小贷公司的不良也会增多；2014年、2015的时候经济确实有泡沫了，股票买房都加杠杆，生意人那个时候也可以接受更高的利率，所以当时在整个借贷市场上利率是偏高的，但都在36%的红线以下。”马聪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过去十一年的发展历程中，马聪觉得税收是掣肘小贷公司发展的其中一个难题。

这背后困扰着小贷公司的其实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小贷公司到底是金融机构还是民间借贷，身份没有明确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税负过重、融资难、牵涉诉讼不受司法保护等等。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小贷人士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履行着金融机构的义务，扶持三农小微企业，也和和金融机构一样被纳入监管；但却享受不到金融机构的权利，例如小贷企业需要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而金融机构是15%，湖南小贷今年二季度的利润只有6200多万，税收却有6500多万，根本覆盖不了成本；在面临诉讼的时候，金融机构有优先偿还权的，但是小贷公司不算金融公司机构的范畴。

融资杠杆受限则是另一个限制小贷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马聪为代表的小贷人士一直推动地方融资杠杆的放开，他们的努力终于在今年看到了成效，广东的小贷引入了评级体系，针对不同等级的小贷公司给予不同的融资杠杆支持。广东把小贷公司从优到劣分为AAA、AA、A、BB、B、C、D、E等8个等次，在融资杠杆方面，获AAA级（含AAA+、AAA）评级的小贷公司可放宽对外融资，余额为不超过净资产的5倍（其中非标准化2倍、标准化3倍）；获AA级（含AA+、AA）的小贷公司可放宽对外融资余额为不超过净资产的4倍（其中非标准化2倍、标准化2倍）。

湖南在这方面走的稍前了一些。2019年，湖南制定了《湖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分类监管评级办法》，评级越高的机构，将允许更大的对外融资比例，考察结果分为A、B、C、D四类：达到A级的公司可纳入省政府对金融机构年度考核奖励范围，融资比例可放大至净资本的300%；达到C级（含）以上的公司可享受财政风险补偿资金分配；D级公司暂停对外融资。

9月16日，融资杠杆实现了从地方到中央的统一。86号文对小贷公司融资杠杆放宽到了5倍，通过银行的融资杠杆比例从0.5倍放宽到1倍，而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标准化的融资手段杠杆比例为4倍。

“放宽融资渠道和杠杆肯定是好事，但是我们不是放宽了就能融到资了。”多位小贷人士告诉记者，银行是很看重小贷公司的背景，有国企背景和上市公司资质的比较容易从银行融到资，而民营小贷很难。银行认为小贷公司经营的业务是银行的次级业务风险不可控，承担着高风险，再一个小贷公司背负着有不好的名声，小贷行业有一些小的公司确实做的不规范，利息收入很高，确导致这个行业中有一些负面的形象，很多人就不愿意给小贷公司来贷款。

各方谋划出路

在推动融资杠杆放开后，马聪有了新的“任务”，他希望能推动广州的小贷公司把整体利率降到年化12%~15%之间。“我们现在小贷从再贷款公司拿到的贷款也要年化13%~14%，放出去18%，还有风险，还有成本，中间可能就5个点的利差，要怎么降？”马聪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关键还是要从根源上把融资成本降下来。银行现在给小贷是8个点左右的成本，如果能让银行能够再降低一点，或者通过资产证券化也能够拿到7%-8%的成本水平，小贷的融资成本就有可能能降下来。

佳兴小贷今年在融资端有了“突破”，他们联合保险公司与银行一起合作，扮演着助贷的角色。具体的模式是银行出资金，保险对银行出具履约保证保险，小贷公司和保险给银行兜底，每个月交保证金，帮一些资信比较弱的客户做征信。佳兴小贷起了两个功能，首先是帮银行获客，其次跟保险公司一起承担风险，一旦出现逾期，佳兴小贷需要和保险公司进行损失认定，例如小贷赔三成保险公司赔七成给银行。据刘志梁介绍，佳兴小贷会多做一些抵押强担保，而风控方面需要过三关，客户第一关到佳兴小贷进行质押物评估，接着保险公司和银行也要把关，这种“助贷”的方式让小贷公司融资成本就大大降下来了。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兴起，科技赋能开始被更多小贷公司认识到其重要性，在为客户提供精细化、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加快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把经营成本压下来。例如身份证验证，以前一定要客人到店面对面验证身份证；事实上这一步通过搭建人脸识别系统，可以进行线上化处理；又例如原来的小贷作业系统，以前只能实现合同录入这种比较初级的处理，通过数字化改造，小贷的作业系统里可以有个人或者企业客户的相关授权，在授权情况下，很多资料可以实现数字化。

小贷公司也呼吁，行业要抱团，通过对统一的资源整合，把行业的成本降下来，不过刘志梁也有一些忧虑，小贷抱团还没有太多政策支持和操作细节。这与银行的银团贷款不一样，银团贷款有操作细则的，明文规定是可以做的，可以防范后期的假如出风险各家需要承担怎么样的责任，但小贷公司没有相关条例，只能靠私下约定和互相间的信任，就比较难操作。

“‘最高法院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消息出来后小贷行业是有忧虑的，但上周86号文下发之后就对小贷的身份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小贷与民间借贷有了区分。”马聪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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