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1月2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第三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持续至11月20日，计划排放约7800吨核污染水。日本以邻为壑、狭隘自私的行径，必然会对全球海洋生态和人类福祉造成不可逆转且深远广泛的影响。毋庸置疑，源自政治短视的人为灾难将成为未来海洋生态安全的新挑战、新议题。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在《人民论坛》最新一期特别策划中指出，日本“排污入海”行为属于一场典型的“公地悲剧”，给经济、政治、生态等方面蒙上了深深的不确定性阴影，恐将导致全球治理危机。一起关注。

日本“排污入海”是一场典型的“公地悲剧”

2023年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内民众的广泛质疑与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强行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第一轮排海计划于2023年9月11日完成，共计7788吨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当地时间10月5日上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启动了第二轮排海计划，至10月23日结束，共计7810吨核污染水排入大海。预计2023年度将分4次共排放31200吨核污染水，但这仅相当于该核电站存储核污染水容量的2.3%（根据东电公司公开的数据，截至2023年10月12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内核污染水储量约为133.55万吨）。由于每天必须对堆芯进行冷却，因此还在产生新的核污染水。由此，日本的排海计划可能持续到2051年。

按照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的公开解释，其向海洋排放的水是“ALPS处理水”，这种水经过了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并声称该系统“唯一”无法去除的放射性物质是“氚”，不过因为在排放前将与海水进行混合稀释，所以最终排放的“处理水”每升所含氚浓度不及日本国家安全标准的四十分之一（即1500贝克勒尔）。而且东电公司自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3公里之内设置了10个监测点，每天对排放水进行监测，次日公布分析结果。此外，东电公司宣称，它设定了以“700贝克勒尔/升”为停止排放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一旦氚浓度出现异常值就立即停止排放。

表面上看，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似乎已为排海做足了功课，甚至可称为“万全之策”。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行为性质，日本“排污入海”行为属于一场典型的“公地悲剧”。海洋无疑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属于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既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同时也具有跨国、跨民族的国际属性。一旦海洋被赋予了正面性或是负面性，全世界都将为其承担共同责任。

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文最先阐述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他以牧场理论进行说明，在同一块牧场内，“个体行为获益或将导致所有人受损”，即不受管理的公共资源将被过度消耗。概言之，在消费公共产品之际，个体消费固然有其理性特征，但利益驱动会使个体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公共资源。事实上，公共资源是属于多个个体共同拥有，某个个体消费扩大必将损害其他个体利益。

引发“公地悲剧”包括两个条件：一是该“公地”具有其中任何个体都触手可及的开放性；二是“公地”资源具有稀缺性，过度消费将被耗尽。海洋显然就是全人类共有的公共资源，日本也只是其中个体之一，日本政府将大量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无疑会损害其他个体利益，对海洋资源将造成多种严重危害。

第一，日本排海的核污染水不同于一般核废水，这些所谓的“处理水”是接触过严重受损的核反应堆芯，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爆发的核事故非常严重，在国际核事故分级表（INES）中被定性为最严重的7级，与苏联1986年爆发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级。它不仅发生了堆芯熔化，还引爆了严重的堆芯融穿，核燃料落入反应堆安全壳。除一般核电站废水常见的放射性元素外，福岛核事故还多了钚、锶、铯等“超铀”放射性物质。

第二，此次核污染水排放周期超过30年，由于核辐射物质半衰期都很长，二者叠加的风险非常高。以东电公司声称其ALPS“唯一”不能去除的氚物质为例，其半衰期为12.3年，将之与核污水排放周期叠加之后，时间长度就超过了40年。而且，锶90、碘129和铯137等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更长，它们残留在骨骼、牙齿、甲状腺与肌肉中会长达几十年，将造成更大的辐射剂量。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日本办公室的资深核专家肖恩•伯尼就指出，外泄的东电公司内部文件证明，即使通过ALPS系统处理，也无法将碘、钌、铑、碲、钴和锶等放射性元素减少到“无法检测”的程度。

第三，核污染水排放的总量非常大。尽管第一轮和第二轮已经排放了15598吨，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存量”水仍多达约133.55万吨。加之每天冷却堆芯仍会产生“增量”核污染水约170吨，年“增量”就约达6.2万吨，若以30年实现废炉来计算，就高达约186.15万吨。于是，“增量”与“存量”合计约为320万吨。国际医生防止核战联盟（IPPNW）德国分部的约格•施密德就此指出，无论东电公司如何稀释核污染水，都不会改变排向大海的放射性物质总量。

第四，作为排海实施主体，东电公司的信用一直受到质疑，其能否秉承信息公开、透明以及坚守企业伦理道德存在疑问。1966年，东电公司旗下的东海发电站（茨城县）成为日本第一家商用核电系统，此后，东电公司逐步成为日本最大的核电企业。2002年，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曾曝光了东电公司29件隐瞒核事故和篡改数据丑闻。京都大学教授竹内敬二指出，作为“国策民营”的核电事业，日本政府与电力公司形成了利益集团关系，这种利益关联是难以发挥监督作用的。

第五，核污水排海的监督工作面临持续性、长期性、严密性、透明性等多重考验，再权威的监督机构，再严密的监督流程也都是由人来操作，这就难以排除人为失误或制度性缺陷。一旦出现问题就将“覆水难收”，而且作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排放，也存在现有技术手段与科技水平无法检测或推断的未知可能。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爆发过多次核灾难。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及1999年日本东海村核临界事故等。12年前的福岛核事故再次让全人类对核灾难充满担心，而福岛救援中的“50死士”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如今，30年漫长排放刚刚开始，其对经济、政治、生态的影响都蒙上了深深的不确定性。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日本“排污入海”就是一场典型的“公地悲剧”。

日本狭隘的“国家理性”背后是“结构性暴力”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认为，国家行动依据准则一直被冠以所谓“国家理性”的概念，它同时体现在政治权力掌握着对被统治阶级的操纵和对他国的行动中。丸山真男还指出：“露骨的国家权力行为往往穿着华丽的服装登场，以掩盖其行为的真正意图。”在核污水排海决策过程中，日本政府就强调了这种狭隘的“国家理性”，其背后还有“结构性暴力”。

2023年8月22日，日本召开“第6次废炉、污染水、处理水对策相关阁僚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此次会议上强调：“为推进福岛核电站废炉计划和实现福岛振兴，ALPS处理水排海计划已不容推延。”岸田文雄声称，这是经过专家六年多研讨，于2021年4月所确定的基本方针。最后，他特别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的报告书“认可”了该排海计划。岸田文雄的决策逻辑就是为了国家利益才实施排海计划，而且，IAEA“背书”又“证明”该行为对他国“无害”。很显然，在这种决策过程中隐藏着政府的强权色彩。

事实上，自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以来，日本强权政治色彩就开始显现，创下日本宪政史上最长执政时间的安倍政权甚至被称为“独裁”政权。确实，安倍晋三不断强化“官邸主导”力，2014年设置内阁人事局，之后又创建了国家安全保障局，确立了由首相直接领导制定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而面对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以及“赏樱会”等政治丑闻，安倍晋三则采取强力高压，导致行政体系出现所谓“忖度”之风。

伴随着强权政治趋势，日本行政体系显现出“结构性暴力”特征。这是挪威社会学家约翰•加尔通最早提出的概念，是指因社会结构而非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隐性不平等问题。九州大学中山敬太认为，日本政府处理核事故过程就体现了“结构性暴力”特征，尤其在核污染水排海和核辐射污染土再利用等问题上。在核事故处置以及核污水排海问题上，日本政府强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基本方针，“结构性暴力”特征也更加显著。

其一，轻视或无视民意是日本行政体系“结构性暴力”的重要表现。2017年3月，执政党的自民党东日本大地震复兴加速化本部宣布，福岛地区年辐射剂量在20毫希沃特以下地区转为“避难指示解除准备区域”，而且原20毫希沃特至50毫希沃特的“居住限制区域”也解除避难指示，居民可回自家。该政策显然是为复兴而复兴，丝毫不顾及国民健康。这就迫使当地超过5万多民众不得不选择“自主避难”方式，但由此他们将不能再领取东电公司的赔偿，而只能得到很少的慰问金。据日本复兴厅统计，截至2023年8月1日，避难人数仍超过3万人。

其二，违反科学精神也是日本行政系统“结构性暴力”的重要表现。以福岛核事故发生原因为例，事故调查委员会认为：“大地震及海啸等自然现象虽是直接原因，但相关设备及配管存在重大问题。”面对质疑，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存在设备问题。然而，早在1995年，日本核化学专家高木仁三郎就曾指出福岛核电站设备老化已经导致抗震性下降，建议该核电站应该废堆。

其三，核污染水排海决策过程极其仓促，未经国会专门审议，其程序上也具有“结构性暴力”特征。2013年东电公司就提出“向海洋排放ALPS处理水”方案，因渔业团体反对而放弃。同年夏天，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海洋泄露污染水事件，日本政府不得不介入废炉计划。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指出：“广大国民高度关注污染水问题是关键课题，不能完全委托东电公司而应由国家妥善处置。”此后，“ALPS处理水”对策就上升为国家政策层面。2021年4月13日，在“第5次废炉、污染水、处理水对策相关阁僚会议”上，菅义伟政权决定在2023年春季实施排海计划。在IAEA“认可”日本“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后，岸田内阁便迅速以内阁会议方式审议通过该计划。而这一时期“恰逢”日本国会休会，有关核污染水排放没有经过国会议员的审议。

其四，公然违背政府自身所做的公开承诺，也反映出日本行政系统“结构性暴力”特征。2015年8月，以经济产业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和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举行三方会谈，当时，经济产业省官员就“ALPS处理水”排放做了明确承诺：“若无相关者的理解，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实施排海计划之前，首相岸田文雄特别会见了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试图获得其支持，但坂本雅信再次明确反对排放。与此同时，经济产业省大臣西村康稔也会见了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野崎哲，野崎哲更是直接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表示“继续以反对心情期盼未来”。原子力市民委员会也发表紧急声明，批评政府“无视相关者意愿而实施排海是最坏选项”。

综上，基于狭隘的“国家理性”逻辑，日本行政系统的“结构性暴力”推动了核污水排海计划，把本属于内部的核事故泛化成全球性问题。

由机会主义所驱动的“理性罪恶”

国家理性主义不断标榜“要让国家变得更强大”，为此，对内倾向于强权政治，对外则更注重实用主义，虽然也表现出尊重主权平等与势力均衡等原则，但经常呈现机会主义特征。日本“排污入海”就是对内推行强权政治，对外则受机会主义所驱动，试图利用当前动荡的世界变局而谋求“私利”。

首先，现实主义是日本对外推行“国家理性”的传统和基本逻辑，“排污入海”也遵循该传统与逻辑。“吉田主义”路线是二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面对美国试图“重新武装日本”的强大压力，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选择了“重经济、轻武装”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外交根基。日本对美国奥巴马政权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态度逆转，也是其现实主义逻辑的典型案例。直到2012年12月安倍晋三上台之前，安倍晋三及其所在的自民党阵营都明确反对加入TPP。但上台不足三个月，安倍晋三便宣布加入TPP谈判，还说这是日本“最后的机会”，事关日本百年大计，机会不容错失。可见，现实主义（常与机会主义叠加）一直是日本对外推行“国家理性”的逻辑主线。

岸田政权干脆直接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选择“排污入海”，岸田文雄直言就是“为推进福岛第一核电站废炉和振兴福岛，ALPS处理水排放刻不容缓”。福岛核事故已过去12年，而日本政府制定的“30年废堆计划”却毫无进展，熔融燃料依然堆放在损毁的核电站内，而据日本政府估算，仅回收熔毁燃料就需约6万亿日元，整个废堆作业更需要约8万亿日元。自福岛核事故以来，日本实际已支出约12万亿日元，而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当前，日本普通国债余额规模超过1000万亿日元，是GDP的2.6倍。2022年年底，岸田文雄又突然宣布史无前例的“大扩军计划”，五年内要将国防开支从当前占GDP的1%增至2%。然而，日本老龄化仍在持续恶化，社会保障费用年自然增长就超过1万亿日元。这种迅速膨胀的财政压力，才是推动日本政府急于“排污入海”的现实主义逻辑。

其次，机会主义源于日本对当前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日本不愿错过这个“时机”。早在2014年，日本就认为 “世界权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要基于国际协调主义，坚持“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全力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认为“冷战后国际秩序遭到挑战”，日本必须强化日美同盟，并将其与近邻外交、经济外交并称为三大支柱。2017年，为应对世界权力结构变化以及东亚地区严峻的安保形势，日本又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日本认为世界权力格局将加速演变，中美“竞争”成为新趋势。因此，日本又提出打造“兼具包容力和实力的外交”，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战略提升至仅次于日美同盟的地位。岸田文雄任首相后，日本认为“国际社会已处于历史转折点”，因此日本要把握国际局势变化与潮流，以确保其在政治、外交、安保以及经济等领域的国家利益。

也就是说，日本把当前国际局势视为其丢掉核事故“包袱”的重要机遇。一方面，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重视盟友关系的美国拜登政府有意拉拢日本，从安全保障到经济发展乃至关乎产业链安全的技术层面，美国都在构建包括日本在内的“朋友圈”。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逐步从“接触”转向所谓的“全面竞争”，依托日美同盟的特殊关系，日本也主动推进了日美关系。所以，在日本宣布“排污入海”计划后，美国率先表达“欢迎态度”，美国驻日大使甚至亲自为日本“站台”。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向来重视环境保护的欧洲国家大部分精力为乌克兰危机所牵制，甚至被能源供给及粮食供应问题所困扰，无暇专门应对日本的“排污入海”动作。对核电态度极其保守的德国，此次也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只是警告，“排污入海”应是没有其他选项的“万不得已之策”，即便不可避免也应“慎之又慎”。再者，作为邻国的韩国对日政策也出现逆转，尹锡悦政权上台后，不仅韩日关系迅速恢复升温，甚至在美日韩三方合作上也迈出了历史性一步，2023年8月18日在戴维营召开首次美日韩三国峰会。面对国内反对日本“排污入海”的汹涌民意，韩国政府还是投下了支持票。另外，二战后日本一直坚持走和平主义道路，这为其重塑了国际形象，而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它又以政府开发援助（简称为ODA）为代表的方式大举开展国际援助事业，美化的国际形象也成为日本此次利用的对象。

再次，复杂的利益关联与政治运作的传统惯性推动了日本政府选择机会主义决策。战后以来，日本经历了从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转向产业资本主义的过程，建构起政界、官僚和财界相互勾连的政经运作体系，政治家为企业谋取利益，财界则为政治家提供资金与选票，官僚则负责具体的政策制定及运作，形成了“政官财”铁三角关系。平成时代之后，在全球化冲击下日本又转向新自由主义，虽然传统的铁三角关系有所淡化，但日本社会仍然存在官僚退休后“旋转”到企业工作的大量案例，国会议员的政治献金丑闻也不绝于耳。水面下的利益关联对日本社会运行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次“排污入海”的实施主体东电公司，虽然早就丑闻不断，但日本政府对其态度暧昧，意在维护东电公司利益，事关福岛灾后复兴的废堆事业也已委托该公司负责。

最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岛国根性”也是影响其走向机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作为岛国，日本自然灾害频繁，这使日本形成了更强烈的危机意识，因而导致其在战略决策中有时危机感会胜过道德义理，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排污入海”就是如此。尽管国内存在强烈反对声音（尤以福岛当地及渔业组织为甚），但日本政府依然把“排海”这个并非唯一选项作为了唯一选项，毅然排除了其他方案（水泥浇筑、电解、蒸发等）。

“公地悲剧”恐将导致全球治理危机

首先，“排污入海”最先冲击了经济领域，尤其是福岛当地渔业与旅游业。“排污入海”的持续展开，也将波及世界经济。12年前的福岛核事故殷鉴不远，当时福岛地区食品检测结果是53%超标，造成福岛县沿岸所捕获水产品的一半以上不能上市流通。而且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域的辐射浓度更高，直到2022年4月捕获鱼类的检测数值仍超过248Bq/kg，是《日本食品卫生法》规定标准值的2倍以上。核辐射对福岛县渔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当时为了能够维持生计，2012年6月，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采取了所谓的“实验作业”方式，即对其上市水产品全部附加《检查结果报告书》和《检查证明书》。但即便如此，福岛地区水产品捕获量也遭遇大幅下降，到2021年还仅为核事故发生前的20%。

本次“排污入海”周期可能长达30年，加上废炉作业也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可以预见“排污入海”的冲击性可能会超过福岛核事故。日本政府专门设立800亿日元基金以支持渔业，但即便如此，福岛县磐城市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负责人江川章也依然反对排海方案，他指出：“若真实施排海的话，渔业者将遭受无法东山再起的灭顶之灾。”日本是传统渔业大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捕捞量曾占全世界的17%。如今，虽然全球占比下降至3%左右，但渔业对其经济及社会影响依然非常大。2022年日本对中国水产品出口就高达871亿日元，在我国明确反对日本“排污入海”后，日本对华出口无疑将大幅减少。而且受影响的不止于日本渔业，海洋相通将使全球渔业都会受到波及，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旅游业同样也将很快会受到波及。作为“排污入海”事件漩涡中心的福岛县，2011年爆发的核事故就对其旅游业造成重创，尽管日本政府很快出手和多方营救（如开放外国人旅游签证、积极承办国际会议、对国内游进行补贴等），但是到访福岛的游客还是从2010年的5.7万人下降至2022年的3.5万人，周边的秋田县、山形县、宫城县的游客人数也都出现了严重下滑。日本“排污入海”将经历一个超长周期，不仅将会对福岛等当地旅游业造成二次打击，整个日本旅游业也将受到影响。

其次，“排污入海”的政治影响不容小觑，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日本国内，还将波及国际政治领域。对于日本国内政治而言，“排污入海”将进一步加剧日本社会的分裂趋势。一方面，亲身经历核事故之苦的福岛居民，与其他地区民众形成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另一方面，那些因新自由主义改革而沦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也越加对政府以及东电公司等大企业失去信任。仅从舆论调查数据来看，似乎大部分民众理解或支持政府“排污入海”之举，如日本NHK电视台2023年9月份的舆论调查显示，75%受访者对日本政府关于“处理水排海的安全性”表示理解，同时，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也显示，67%受访者表示支持政府排海计划。但事实上，很多人是受到政府宣传影响，特别是IAEA为日本“背书”极大影响了舆论导向，2023年2月份NHK的调查显示，其实仅有27%的人表示支持排海计划。更重要的是，作为科学界代表的日本学术会议，对日本政府“排污入海”决策却一直保持沉默，甚至网络上曾出现很多对该组织言辞激烈的批评声音。2023年8月29日，曾担任日本民主党政权核事故处理“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的众议员细野豪志在其个人推特上表示：“如果日本学术会议对处理水给出科学意见的话，或许会改变国民的看法。”当然，国际政治同样也会受到波及，比如美国积极为日本排海“站台”就影响了一些国家，一些国家不得不在美国表达立场之后而“选边站”。

最后，日本“排污入海”无疑将对海洋生态造成无法预料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排污入海”所谓的“依据”包括三点：一是氚含量及其相关科学性质，二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规定的安全标准，三是与其他核电站日常排放氚含量对比。然而，日本显然在对核污水性质进行模糊化处理，其排放水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废炉所排出的核污染水，是接触过损毁堆芯燃料棒，再经过ALPS处理之后的水。而且，现存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里所谓的“ALPS处理水”，也面临二次处理的问题。虽然声称已经过ALPS处理，但报道披露的是，东电公司并没有清除氚之外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此外，2020年2月，日本ALPS小组委员会发布的最终报告书显示，截至2019年10月30日，“处理水”总量为117万吨，虽浓度有所差异，但氚物质辐射总量为856万亿贝克勒尔，平均每升含量为73万贝克勒尔。而且，东电公司的诚信问题也是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2021年初该公司曾宣布其在新潟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安全对策工程完工，但事实是多项工程并未完工，而且其核物质防护竟然达不到最低等级标准。因此，如此状况的“排污入海”，其对海洋生态的负面影响无法估量。

当然，日本“排污入海”这场“公地悲剧”的最大危害恐怕还在于其对全球治理的负面作用。海洋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以任何理由向大海排放核污染水显然都是非正义的，会对人类造成不确定的巨大威胁，酿成可怕的“公地悲剧”事件。其实，人类社会一直在探索如何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早在1972年，国际社会就通过了《伦敦倾废公约》，试图以建立国际法架构来控制和管理全世界的海洋倾废。该公约将废物划分为三大类，明确禁止各国向海洋倾倒有毒有害废弃物。之后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也都对各国保护海洋环境作出了相关规定。作为上述相关条约的加盟国，日本本应恪守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但是，基于“本国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逻辑，日本选择了“排污入海”的歧路。这种投机主义必将伴随着极大风险，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将严重损害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还会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近年来日趋严峻的地球环境状况就证明，人类将会为自身的错误行为付出极其沉重而惨痛的代价。（作者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