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全面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

受时代和历史实践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专门且系统性的研究，有关生态环保的思想散见于他们的自然观、实践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体系，但马克思主义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并且人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今天，我们梳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生态观论述，既是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再学习过程。

一、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和人类社会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此外，他还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自然的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阐述了人作为类的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属性。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诞生于大自然，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也就必定有自己的自然规定性，其发展受制于生物学规律。“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所说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不能脱离自然环境，二是人类存在于经人类改造后的自然界中，是现实的自然界存在物。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在《手稿》中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和真实客观性，同时更承认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说：“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强调了人尽管比动物高明，但是必须依靠自然界，因此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从属性构成的人的受动性与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和主导性所构成的人的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自然界离不开人类，人类对自然界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合理调节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实践只有与自然界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统一于实践之中进行考察，突破了以往把人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自然观念，把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对历史、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之中，揭示了自然界通过人的社会实践不断地被人化的实质，使人与自然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改造自然的活动既有主动的一面，又有被动的一面，劳动和创造受自然的制约。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阐述人类劳动实践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明晰了人化自然的基本思想，并通过对人化自然基本思想的论述，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真实存在的对象性关系。“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这是人类史上首次提出的“人化自然”的概念。马克思认为人化自然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的劳动实践，人化自然的出现是劳动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

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发展至今，虽然已经从各方面深入认识自然界，并且已经具有一定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依旧受自然的制约。恩格斯也曾告诫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如果人类一意孤行，不顾大自然的制约，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反噬给人类自身精神、身体带来威胁，“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历史考察，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即“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这就意味着，“社会的生成就是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自然界的生成，是自然界意义的真正的复活。……社会也不纯粹是一个空间概念，不是一个空洞的场所，它是与人的活动以及把自然界纳入人类生活之改造实践密不可分的关系域。”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人的生存发展以及自然界的意义生成有密切关系，它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它把整个人类社会看做是一个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和谐的文明进程。

社会有机体理论中的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在《手稿》中，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视为社会有机体，从而形成了社会有机体理论。在生态文明的视阈下，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始终将“自然—社会—人”联系起来研究社会文明整体进步发展的理论，它强调的是自然—社会—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文明状态。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具有生态特征的社会概念。在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中，自然、人、社会三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即“社会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而生态环境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体。因此，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

走向生态文明是社会和谐的实践路径。整体论层面上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告诉我们，建设生态社会是一个社会行为，需要全社会各领域的共同进步。在社会有机体理论支撑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层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生态文明实践措施的设想，对于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关于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

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的无限追求所带来的严峻后果：“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资本增值，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马克思主义认为，正是由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盲目追求，使得在资本家眼里包括自然界一切事物在内的物质都只是其获取利润的工具、原料而已。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分离冲突现象的凸显，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直接导致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贯穿着“人对自然支配统治”的文化观念，以这种文化观念为底蕴的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造成的异化劳动，使人与自然的对立日益尖锐化。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揭示中指出，工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却为自己带来灾难。人的异化劳动促使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但也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界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野蛮开发，最终引发了人与自然界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谐发展，必须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由社会制度所规定的社会政策、规范及规则，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取向的社会制度，即确立社会制度的生态化取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坚持生态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基础上，体现了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实践出发，既坚持生态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也坚持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并把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考察置于这两个规律之中。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全面自由发展的生态人为理论归宿，以建立公正、高效的社会政治制度为手段，来改变私有制生产关系下自然、社会、人的异化状态，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

五、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追本溯源，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以及人类文明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而逐步形成的，是对自然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丰富与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肯定了环境在生产力构成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地位，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思想内涵。明确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要统一整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致力于实现公平正义、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中的重要地位，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性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现实与历史相统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从制度变革、发展转型和价值观转变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指导纲要，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实践要求。在解决人类生态文明问题的路径设计上给出了明确的实践策略，对推进我国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系统、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等战略方针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指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全球化理念。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思想，揭示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趋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树立了全球化的生态安全观，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真正推进到了全球化的层面，坚持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积极推动实现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大支柱”拓展上升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创举，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是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内在统一，是高度、深度、广度与速度的协调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树立了引领的旗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贡献了中国的力量。

发表：《中国环境报》2018年6月13日

作者：明媚，政研中心国际所助工、硕士；张紫竹，政研中心环境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硕士； 吴舜泽，政研中心主任；刘越，政研中心战略部助研、博士；李丽平，国际所所长、教授级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