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政府计划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排放入海的决定引爆国际舆论。尽管日本首相菅义伟强调将确保所排废水达到安全标准，但此举仍然遭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就此表态，指出“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韩国和俄罗斯等邻国和一些环保组织亦表示强烈不满或严正关切。可以说，在冷战结束30年之际，“核”的问题仿佛如曾经的美苏热核武库一般挑动了人们的神经。

在中、美、俄等大国的博弈以外，与美苏核均势时代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经济考量是诱因，而核的威胁似乎从最后底牌转变为桌上明牌。但始终不变的是国家追求政治与经济利益，把核作为实现权力意志的工具。在非零和博弈的视角下，谈判、威胁、心理战等种种手段促成维持和平而收益均远胜于开战这一结果，使得昔日美苏、今日美俄与日本、伊朗等国家始终围绕着核问题以谈判为基本手段斡旋和争夺。“核”之种种因果，源自何方，又将绵延至何时？本文尝试从博弈的视角解读一二。

大国间合作博弈的历史与可能

回顾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 核威慑是大国对外战略里的醒目部分，同时也塑造了相对妥协、克制的大国争权局面。美国在朝鲜战争、第一次台海危机、奠边府战役中多次威胁用核，在U-2飞机事件、古巴导弹危机以及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宣布进入核战备状态；苏联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1961年柏林危机中也发出核威胁。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你追我赶，到冷战结束时，两国已拥有超过5万枚核弹头。美苏双方都处于对方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的攻击射程之内，都拥有足以毁灭对方乃至整个地球多次的核实力,这迫使任何一方都必须考虑对方反击和报复的可能，庞大核武库反而抑制了美苏遍及全球的局部争夺，使得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都以妥协和让步为结局；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有限战争严格限定了交战区域、追求有限目的。

由此，在冷战中的美苏两方关系类似博弈游戏的玩家，展开了一场非零和博弈。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核战的能力，亦同时具有强烈敌意与理性避免最坏情况的意愿。博弈所建立的前提是拥有核武器,这也是双方对话的基础。尽管在法国哲人雷蒙·阿隆等人看来，博弈论研究问题过于抽象，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双方是否选择于己最为有利的行动，而在于微观领域的状况，毕竟决策可能偏离理性人假设，偶然因素常常会造成难以预见的结果，“一切取决于这两位嫌疑人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不过，依照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指出的，美苏双方相互威慑、恫吓、竞赛，却又默契地不真正开战，这结果对双方均远胜于开战，正如表达困难的两人努力相互倾诉、静心倾听，如果能听懂并据此行事则双方受益——这正是一种典型双赢的非零和博弈或合作博弈。一方所失并非一方所得，合作和共赢是可能的，而美苏非零和博弈的现实客观基础，就是核的存在，它们是消灭对方的工具，也是取得和平的基础。毕竟，双方存在冲突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一如今日国际社会的任何大国。

核威慑与话语权的争夺

从美苏冷战时期的存而不用、最后之罚，演变为今天冲锋陷阵的棋子，“核”之力在历史上和今天始终具有双重功用——直接作用，以及作为筹码之用。沟通、谈判、威胁、承诺等等，是博弈双方投入大量精力的重点环节，其要害超过了可能的最后的惩罚，正如美苏争霸多数情况下都不会真的引爆核之力，握有核武器是为了在谈判中获得有利的地位。

非零和博弈里，如果把战争分为三层，只有第一层战争涉及具体行动，而现实中更多的是第二层、第三层的战争，表现为谈判、威胁、心理战等无形手段，却对第一层战争有决定性作用，且这种博弈模式可能更接近现实。如果考虑到冷战时期多年里核威慑与国际话语权争夺并行，今日围绕核废水而产生的喧嚣声浪，亦可理解为国际博弈里的第二、三层战争。

“话语即是权力”，尽管核实力决定了国家的话语权，但国际话语权分配并不完全符合国家实力对比，抢夺更大话语权例如对核污水处理方案的解释、赞同、反驳和寻求专业组织背书等等行为，反过来也成了巩固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正如在博弈中为第一层战争的位置、行动次序、行动模式等而展开争夺。它也部分地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从日本政府的责任转移到“废水如何净化、如何排放”的技术性问题，从而模糊了常识中的“能”与“不能”。由此，话语便一定程度上掏空了真实的公共讨论空间。

规范与合作的约束

在排放核废水一事上，日本政府的行动表现出了如阿隆所述的“审慎”，即“依据特定形式和具体数据，而不是依据某些体系或被动地依据常规或所谓常规来制定行动方案”。在福岛核事故10年后，东电公司罐储能力即将耗尽，将废水排放入海是各种方案论证中最稳妥的一种。但是，这种有限的审慎是否相容于普遍的国际政治道德、成为架接共同体利益沟壑间的桥梁，仍待思索。目前，国际上尚无直接规制排放核废水的条约，因此日本政府能够利用盟国支持尝试不必负责的排污，这正是中俄等国民众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非合作博弈”不同，合作博弈的结果通常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并要求双方必须合作互谅，所以参与者无法完全脱离外部环境，并且强调相互沟通。日本政府的决定并未经过与邻国磋商，未展现出应有的透明度，并且尚无先例的操作方案能否保证严格执行和第三方监督凸显了信任缺失，进而引发了反对情绪，也将这种合作博弈基本规则的完善推上了日程：尽快弥补国际规则在相关领域的空白，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功能，使各国在国家实践上不得不遵守博弈的基本规则。

正如美苏冷战的历史曾启发的思考，“每一个集体首先应依靠自己求生存,但也必须或者也应该为各国的共同任务作出一份贡献，国家相互残杀，势将同归于尽。”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不会单方面主动放弃自己的核能力，例如冷战后大国选择有限核威慑策略，但即使是核威慑，也“仅有当它是为了崇高目的、且主体试图创造条件不实施它，在道义上才可能是正当合理的”，而对于涉及广泛、后果深远的国际公共健康安全问题，理解博弈的智慧，寻求沟通、合作和制度设计来协调冲突，应是推进合作实现核能全面和平利用的重要方式。

（林文昕，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