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之后，迄今在国际学术界得到长足发展。专门性的环境史学术组织不断增加，专业性的环境史刊物陆续问世，地方性、区域性和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环境史会议定期举办，近几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也越来越重视环境史主题。那么，如何理解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意义，或者说如何诠释环境史对史学的创新？这是一个有不少解释和答案但依然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题。窃以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需要从根本上深入展开，亦即探寻环境史研究的根本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明了环境史的特色和史学意义。

探寻环境史研究的根本问题，需要从环境史兴起的根源上讲起。一定意义上，环境史是一些美国历史学者在环境问题严峻以至被称为“生态危机”这一现实压力的迫使之下，开始接受生态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人类事务”而兴起、发展的。这里所说的“生态危机”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根本的生死之忧，一种不分种族、国族，甚至不分物种的全局的、整体的忧虑，包括对人类文明能否延续、地球上的生命乃至这颗生命星球本身能否保存的大灾之忧。自1967年美国史学家小林·怀特发表题为《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或生态危机，从中切实地认识到自然的力量及其脆弱性，于是自觉地“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试图“研究过去的社会与非人类世界的一切互动”，环境史进而得以组织化并发展起来，成为今天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之一。

环境史兴起伊始，其研究者一方面认可某些历史学家提出的“自下而上”重新认识历史的主张，认同他们对塑造表层政治的“阶级、性别、种族和等级”等深层次力量的探究，另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还必须更加深入，“要深入到作为历史的一种动力和存在的地球本身。从中，我们甚至会发现始终都在发挥作用的更为基本的力量。为体察这些力量，我们必须不时地走出议院，走出工厂，一同出门，徜徉在田野、树林和露天当中”。由此可见，环境史学者继承了社会史学者向下关注的治史原则，并且不断向下关注，以至“深入地球”或亲抚大地；同时，又“自地而上”，上下求索。于是，他们从着眼现实环境问题开始，一步步接近并通过多种途径走进过往的自然。

自然，是环境史及其研究的根本所在。乍看起来，由于环境史学者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对“自然是什么”似乎莫衷一是，各执己见。无论如何，环境史学者逐步学会如何突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成见，懂得向科学家尤其是生态学家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求更好地认识自然，进而更完整地思考、辨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撰述相关历史。

譬如，环境史学者向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学习，认识到自然也有历史；人类也是进化的产物，通过共同的基因与所有生命联系在一起；自然和人类共有一部历史。他们也向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学习，知晓和接受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懂得了“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土地不光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土地本身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有它的运行伦理，亦即“土地伦理”。“土地伦理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他们还向美国环保运动的先驱雷切尔·卡森学习，从卡森那里了解到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对自然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洞见。卡森声称“人类是在自作自受”，因为“所有环境问题背后的基本信息是，对大自然其余部分的所作所为也会落在我们人类头上。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有时甚至变得更糟糕”。卡森的洞见典型地体现在其“杀虫剂也是杀生剂”的看法之中。

因此，环境史学者从生态学家那里获得真知灼见，认识到“自然”不仅是花花鸟鸟，也是“土地、海洋、河湖、昆虫、微生物、所有自然产生的化学物质、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以及（不仅于此）我们自己的身体。简而言之，自然是人类无法创造的一切。自然广袤无垠，无处不在，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环境史学者在历史中发现的自然，是“某种独立的、真实的、物质的东西”，是“岩石那样坚硬的东西，河流那样你可以触摸或在上面漂浮的东西”。

他们还发现，这个“自然”并非静止不变。“河流、城市、农场、空气和海洋的状况总是在变化，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更糟；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都会拖着我们前行。”他们还从历史中领悟到自然与人类如何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脆弱性”认识到它们如何“交相害”。一方面，自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很容易受到大灾难和几乎看不见的小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然也具有脆弱性，容易受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环境问题或“生态危机”的出现和加剧即是明证。

此外，环境史学者还从科学家那里学到了科学精神，亦即一种质疑、挑战和批判的精神。他们询问并探讨“关于过去，生态学能教给我们什么？过去的科技如何影响了生态系统和健康？过去的人们如何思考自然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今天的人们如何思考他们的生态状况？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什么样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将我们带入了这个环境危机的时代？”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环境史学者不断重新诠释历史。其中，最为根本的，亦即在历史中发现自然或自然入史，这是环境史学者赋予历史学家的新使命。由此，环境史学者将以往史学家熟视无睹的自然要素与他们耳熟能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单位有机地整合起来，紧紧围绕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复杂关联及其变迁，深入揭示一切过往的复杂性以及人和自然的脆弱性，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主题和时空范围，一部部新的历史由此得以问世，其中蕴含了环境史学者的诸多创见。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