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首相官邸内外有两个世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表示：“即使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政府也会承担责任，直到‘处理水’的工作完成。” 东京电力公司社长小早川富明出席内阁会议后表示，“我有责任解决名誉受损问题。”处理核事故善后工作的责任尚未穷尽，但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再次承诺承担责任。 官邸外，200多人举着横幅集会抗议。 人们高呼“听听渔民的声音”、“排海后果子孙”。

在韩国，政治使公众舆论产生分歧。 对于日本24日排放核污染水一事，韩国政府表示“不存在科学技术问题”。 该国最大在野党韩国共同民主党23日晚在国会主楼前举行烛光集会，抗议日本向大海排放核废水。 与此同时，韩国公民团体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的抗议集会近日愈演愈烈。 济州岛农渔业民间社会22日发表声明称，“尹锡悦政府必须抗议并阻止日本政府的排海计划。”

太平洋岛国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库克群岛总理布朗近日宣称，科学支持将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但该地区无法就这一“复杂”问题达成一致。

8月22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鹤木英夫，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指出，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执意宣布开始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公然将核污染风险转嫁给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将一己私利置于首位。 把地区和世界人民的长远福祉看得高于一切，是极其自私和不负责任的。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批评、质疑、反驳的声音夹杂着真假难辨的新闻传播，更有不置可否的沉默。 当核污水入海时，舆论不可避免地被强烈的情绪所主导。 然而，作为一个可能对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持久影响的事件，这一事件值得更深入的讨论。

排入大海的水里有什么？

根据东京电力的计划，2023年将分四次排放约31,200吨处理水，每次排放约7,800吨。 东电表示，完成首次排放大约需要 17 天。 由于核废水每天都在增加，预计今年核废水减少量约为11,200吨，相当于约10个储水池的容量。

据东京电力公布的消息，24日将排放约1吨净化后的核污水，水将用1200吨海水稀释。

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事故后，核反应堆失控，需要持续注水冷却熔融核燃料。 再加上雨水和地下水的渗入，每天会产生约100吨核污染水。 据东京电力网站最新信息显示，截至8月3日，核污水已累计达到1343227万吨，占现有储水池总容量的98%，即将被填满。 这是日本急于推进入海排放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电表示，核污染水通过多核素处理设备（ALPS）等设备进行净化，可净化水中除氚外的62种放射性物质，直至达到日本国家环境排放标准。 这种水被日本称为“ALPS处理水”。 事实上，经过一级处理后储存的核污染水仍含有铯、锶、氚等60多种核素，并将经过多次净化处理。

其中，核污水中的氚很难通过设备净化。 海水将被稀释，使其浓度低于1500贝克勒尔/升，相当于日本国家标准的1/40，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饮用水。 约为质量标准的1/7。 在核废水排入大海之前，东电将检测水中的29种放射性元素。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7月初发布的一份审查报告证实了ALPS的良好表现，但实际的污水处理效果和过去的失败却让外界心存疑虑。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友向澎湃新闻指出，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是否真的可以降低到安全标准，以及对持续的影响有哪些？排放低浓度放射性物质是否会对海洋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未知数。 核污染水中含有60多种放射性物质。 如果仅用氚浓度来代表核污染水的处理效果，则过于笼统、避重就轻。

王友表示，根据核污染水中60多种核素的衰变半衰期长短、产生的份额（即产量）、可能的数量、发生的可能性等因素，初步区分出核污染水中的60多种核素。长距离迁移，并对其中的核素进行分类。 8种核素 - 氚（3H或T）、铯-137（137Cs）、铯-134（134Cs）、锶-90（90Sr）、锶-89（89Sr）、钴-60（60Co）、碘-129 (129I)、锑125(125Sb)和钌106(106Ru)统称为核事故特征核素。 到目前为止，这些物质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无论是在实验条件下还是在实地调查中都存在空白，也没有具体数据证实其影响程度。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科学家肯·布塞勒向澎湃新闻表示，东电声称将对核污染水进行多次处理，直至达标。 首先应将所有污水处理干净，并清洁所有水。 为了进行检测，检测对象需要覆盖大部分放射性核素。 但事实是，目前只有35%的核污水经过ALPS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 24日第一批入海的核污水直到当天上午才公布氚浓度值达标。 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浓度也被确认符合标准，但具体数值并未透露。 后续测试和数据发布及时性值得持续关注。

影响有多大？

根据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的方法，东京电力公司对2021年向海排放核污染水的辐射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辐射对人类和海洋动物的影响工厂低于国际标准。 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指出，排入海洋的核污水辐射对动植物种群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 人类从动植物中摄入的核污水的辐射量也非常小，成人每年为0.03微西弗（μSv）。 ），摄入的放射性同位素主要包括碘129、碳14、铁55和硒79。

IAEA对放射性物质影响的评估主要基于日本提供的数据，而对海洋生物的实际影响则需要更多的实验和测试数据。 王友领导的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研究所联合完成了一项研究工作，重点研究福岛核事故中的特征核素铯（Cs）对核安全的影响。海洋底栖生物紫色贻贝。 。 实验发现，铯影响贻贝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力，并且在不同器官中富集存在差异。 这种生殖变化可能意味着它将对其种群动态产生影响，甚至放大底栖群落结构。

对于对海产品的影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人7月表示，为防止受放射性污染的日本食品输华，保障中国进口食品安全，消费者，中国海关已禁止从十个县（市）进口。 ）食品（福岛县、群马县、栃木县、茨城县、宫城县、新泻县、长野县、埼玉县、东京都、千叶县），对于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尤其是水产品严格实行100%检验。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自日本进口鱼类等水产品23451万元，同比下降29%。

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8月22日同时宣布，将于24日起对日本10个县的部分食品实施进口管制措施。 澳门特区的进口禁令范围更广，不仅包括水产品，还包括蔬菜、水果、蛋、肉、乳制品等食品。

韩国政府自2011年9月起禁止进口来自福岛及核事故周边其他八个县的所有海鲜产品，该禁令一直持续至今。 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韩国对日本鱼贝类的进口量已连续四个月下降。 不过，7月份日本啤酒进口大幅增长，创历史同月最高水平。

王友认为，公众关心的不仅是日本当地的海鲜，该事件影响到了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加强对海鲜安全的监测和检测。 公众的担心可以理解，但毫无根据的恐慌是不必要的。

目前，日本周边国家和太平洋国家对福岛核废水持相对警惕态度，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大多数欧美国家都表示理解。 事实上，核废水排放的影响是广泛的。 位于基尔的德国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GEOMAR）对福岛核污水排放进行了计算机建模。 结果显示，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放射性物质就会扩散到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并在10年后扩散开来。 全球海洋。

中国研究团队也开展了相关研究。 据清华大学网站报道，日本宣布决定将核废水排入大海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于2011年模拟了福岛核废水的扩散过程。宏观模拟结果显示，核污染水将达到中国排放后240天后进入近海水域。 ，将在1200天内到达北美海岸，几乎覆盖整个北太平洋。 随后，污染物将在赤道洋流的作用下沿美国海岸快速扩散至南太平洋，并经澳大利亚北部海域进入印度洋。 研究还指出，核污水排放初期应关注对亚洲近海水域的影响，但未来应关注对北美近海水域的影响。

排入大海后还能做什么？

考虑到核废水入海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太平洋岛国呼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倾倒公约》等框架进一步讨论日本向海排放核污染水的计划。 上海交通大学科苑法学院副研究员刘丹向澎湃新闻指出，《伦敦倾倒公约》将“倾倒”定义为向船舶或其他海上结构物倾倒核废料和其他污染物，日本在海底建造了一座海底设施。隧道。 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实际上是在规避国际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部分仍然为海洋环境保护提供了原则性规范，其中包括核污染水排入海洋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可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申请禁令，阻止核污染水排放计划，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家提起诉讼。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渤海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彦轩向澎湃新闻表示，虽然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计划涉嫌违反多项国际义务，但如果想有效阻止核——污水排放计划，必须能够证明日本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实质性义务。 为此，需要承担比较重的实质性举证责任。 从现有先例来看，有关国家很难自行满足举证责任的要求。 现阶段，依靠国际法阻止日本向海排放核污染水存在一定困难。

但就诉讼而言，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对于通过司法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相关主体国际法院提交咨询案例是相对可行的。 此类案件的主体是国际组织而不是国家，但国家可以推动联合国立案。 例如，太平洋岛国通过在联合国工作，成功推动国际法院就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责任发表咨询意见。

许多法律界人士认为，可以通过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来解决这一问题。 张彦轩表示，虽然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将有效支持国际诉讼和仲裁。 重要观点可以被法院采纳，并作为法院论证的重要依据，从而大大减少今后追究日方责任的不便。 肯定。

此外，针对福岛核污水排海安全问题，多位专家建议，应让更多国家、更广泛的组织参与监测和沟通，以便国际社会分享历史经验。以应对海洋环境的变化。 我们需要基于科学而不是政治或情感就全球海洋环境做出明智的决定。